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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连科:村上春树式“苦咖啡文学”如获诺奖 是伟大作品的灾难
阎连科:村上春树式“苦咖啡文学”如获诺奖 是伟大作品的灾难
时间:2017-12-20 来源:未知 作者: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

本文首发于界面文化(ID:Booksandfun),经授权转载。

作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

“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贝尔文学奖了,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那些伟大作品的灾难。” 在日前凤凰网主办的“阎连科文学课”上,作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称,像村上春树这样的“苦咖啡文学”正在当今文坛泛滥,经典的转移正在发生。阎连科眼中的“苦咖啡文学”是什么?这种文学形式与何相对?又有何优劣?在经典转移之后,小说家的创作是否有还有第三条路?阎连科从自创的“苦咖啡文学”一词入手,将他的文学观铺陈开来。在文学课上,阎连科还提到,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文学, “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能够给作家提供如此丰富的写作资源,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心如此复杂和丰富”,“保不定青年作家一夜之间写出传世之作来”。

苦咖啡文学:“小伤感、小温暖、小挫伤、小确幸”

阎连科观察到,近十几年来,在中国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有一个特点:写作的人物已经从社会历史转向了家庭。作品没有《战争与和平》描绘的宏大历史中的苦难,也没有巴尔扎克作为法国社会“书记员”的社会关切和民族情感,而“只是关注一个微小人群中的小伤感、小温暖、小挫伤、小确幸”。阎连科以两位美国知名作家——《好人难寻》的作者奥康纳与《大教堂》的作者卡佛——为例,他们几乎是同代人,均以短篇小说闻名,作品几乎同时被译介到中国,在他眼中,奥康纳无论是在叙述技巧上还是在对人性的挖掘上,都远在卡佛之上,因为奥康纳“写尽了人类的邪恶丑”,卡佛笔下却往往“是人们能够接受的、能够想像的、甚至在生活中能够发生的故事,充满着咖啡馆的温暖气息”。可是,与文学水平高低相左的是,奥康纳只获得了极少数人的关注,卡佛却得到了众多读者及作家的阅读和模仿。

阎连科把卡佛、门罗、乔纳森·弗兰岑等作家的作品称作“苦咖啡文学”,因为“它们和苦咖啡一样,温暖中带一点寒冷,甜美中有丝丝苦涩”。在这类文学作品中,阎连科认为,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、小波折,看不到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。“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,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。”他又以村上春树为例,虽然其小说比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、大江健三郎、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卖得好得多,但“在村上的小说中,我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状况”。也正因如此,阎连科称,村上春树赢得的尊重的目光比前辈们少很多。

阎连科

阎连科:在“苦咖啡文学”中,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、小波折,看不到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。

“门罗拿了诺奖,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奖了,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已经悄然完成,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。”阎连科最担心的是,在经典转移的过程中,一种文学被保留下来,另一种文学则被拒之门外。如今,人们依旧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谈鲁迅,但都只停留在口头的赞美,真正被学习模仿的却是“苦咖啡”作家。“终有一天,年轻作家将不再认为卡夫卡是伟大的,也不再认为托尔斯泰是伟大的,在他们眼中,十九世纪、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几乎都不存在。”

阎连科还认为,中国的年轻作家已经在“苦咖啡文学”中越陷越深。“每一个80后作家拿出来都是新概念作文里的第一名,文字比上一代作家好,读过的书也多,爱和被爱的经验也深刻得多,”但他认为,这群作家没有对咖啡馆以外人类生存的幻想,不能够表达出同代人的生存困境。“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格非三十岁的时候写的是什么,而你在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什么?”阎连科举例说,余华的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畅销至今,可是“很多年轻作家的苦咖啡文学虽时下大受追捧,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悄无声息”。

要摆脱苦咖啡文学,博尔赫斯式的小说是出路之一

当“苦咖啡文学”已经泛滥成灾,作家的出路在哪里?阎连科认为,即使无法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作,那么至少还可以学习博尔赫斯。“我们每天都谈小说中的人性、生命、人间烟火的时候,博尔赫斯证明了小说可以不写人性,甚至可以不写人。”

作家常常会强调,人物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,有了什么样的人物才有什么样的故事。安娜·卡列尼娜就是先发现丈夫的耳朵难看,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对丈夫的爱。而在博尔赫斯笔下,故事和人物毫无关系,人物性格到最后都无法确定。一个接一个偶然推动了故事的发展,没有任何必然。他举例说,《南方》称得上是博尔赫斯所有小说中故事最清晰的一部小说,人物有名有姓,可是任何和人物性格相关的事情都没有发生,撞上窗子是偶然,得坏血病是偶然,火车停在一个不认识的站台是偶然,民工朝他扔面包球也是偶然,到最后连结局也没有讲明。

博尔赫斯

博尔赫斯为什么能把小说写得这么短?为什么他把小说写得让所有作家着迷?为什么人们说他是“作家中的作家”?阎连科认为,与卡佛的“极简主义”不同,博尔赫斯做到了真正的极简:每一句话都是向前的,每一句话都是情节。而且,博尔赫斯省略的内容比写了的内容更重要。《南方》中唯一出现对话是老板说,“达尔曼先生,那些小伙子醉了,别理他们。” 达尔曼从来没回到过庄园,下火车的地方也不是他家乡的车站,这个店主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?作者省略不谈,让读者不禁思索: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?发生还是没有发生?这是不是一场梦?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达尔曼在火车上看《一千零一夜》,期间他瞌睡了一会儿,梦中见到的是隆隆向前的列车,作者却没有写他梦醒。后面的故事是在火车上做的梦,还是梦醒以后发生的?《南方》是一篇真实的小说,还是一半真实一半梦境?“博尔赫斯带来了一种镜花水月的虚无感,一种人生无常世事莫测的梦幻感觉,从真实中引出梦境,再从梦境中引出真实,如梦幻般模棱两可。这样,他就在现实和想象这两个空间之外,为后人搭建了第三个讲故事的平台:梦。”阎连科认为。

他由此建议,作家既可以结合人性、生命、民族的困境、时代的困境去写,也可以像博尔赫斯一样,不写人性,却依然使小说极具创造性,从而摆脱充满甜味又稍稍有点儿苦味的“苦咖啡文学”。

在“苦咖啡文学”泛滥的今天,阎连科认为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文学,“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能够给作家提供如此丰富的写作资源,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心如此复杂和丰富”,“保不定青年作家一夜之间写出传世之作来”。他说:“我们没有能力像鲁迅去做一个战士,但作为懦弱的人,我们也可以像博尔赫斯这样,写出完全不一样的、具有创造性的小说。”

(原文标题-阎连科:村上春树式“苦咖啡文学”如获诺奖 是我们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)

史宛艳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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