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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鸿:断裂社会里,一整个阶层被迫成为漂泊者
梁鸿:断裂社会里,一整个阶层被迫成为漂泊者
时间:2017-12-20 来源:未知 作者: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

凤凰文化讯(冯婧报道)2017年12 月18 日,由单向空间、单读、单向街公益基金会联合主办的“第三届单向街·书店文学节”正式拉开序幕。六位当代创作者梁鸿、张定浩、李霄峰、陈楸帆、淡豹、戴潍娜,以“我的青年时代——一代人的痛与爱”为题进行主题演讲。本次演讲在北京Meepark798站举办。凤凰文化全程直播。

第三届单向街·书店文学节的主题是“一代人正在到来”,本场演讲率先回应了这个主题,并从“青春”的角度,回顾这一代创作者的个人史,以及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的变化。大家的演讲都关切到新技术时代、影像文化的到来,是如何塑造一代人的情感结构,在高度流动的时代潮流中,“文学”、“电影”、“乡村”、“女性”等固定的概念,是如何生发出新的意义。

梁鸿

梁鸿的演讲主题为《断裂时代的“痛”与“爱”》,她希望厘清演讲标题中“一代人”的概念,因为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、一个社会的不同阶级、不同身份的人,都本应被包纳在“一代人”的叙述当中。但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断裂的社会,其最大特点是“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”。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只关注到自身,那么,她认为这只是“未经省察的痛与爱”,也就不是“真正的痛与爱”。

以下为梁鸿的演讲实录:

当说到“一代人”这个词语时,你心中的你的一代人包括哪些群体?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今天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早在多年前曾经说过,我们身处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。“断裂”不单是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,在更大层面上,也包括我们的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。

2015年,我失去了我的父亲。天地变了。突然空旷了。万物萧瑟而且遥远,我无法找到与它们的联接点。这样一个人,如此亲密,如此纠缠,但他永远躺在黑暗里了。我想为父亲做点什么,我想为他及他那一代人做点什么,因为在一天天的痛中,我逐渐意识到,我们的很多痛都来自于我们的父辈,然而,我们并不真的了解他们,不了解他们的时代及给他们带来的影响,而不了解他们,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,无法了解我们是在怎样的河流里成长。于是,花了两年时间,我写了《梁光正的光》。不是歌颂、赞美父亲,而是想写出一个人,一个在生活最低处却试图发光的人,他的可笑、荒诞背后交织着时代的痕迹和作为一个人的倔强挣扎。

其实,在这之前,我曾经花五年时间游走在梁庄及与梁庄有关的乡村和城市,最终写出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。我至今还记得在完成《出梁庄记》之后我的悲伤。我非常沮丧,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所笼罩,还有无法去除的虚伪之感:你从梁庄获取资源和声名,而不能为它带来任何改变。以真实之名,抵达生活,最终却仍然远离。你和梁庄,仍然没有真切的关系。

是的,我和梁庄,究竟是什么关系,我到今天还不能确定。

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梁庄里的故事。

2011年,我到青岛采访我的堂叔一家,我在青岛呆了八九天时间,每天和我的堂婶睡一张床,她紧紧抱着她的小儿子,一动不动,呼吸平稳,我觉得她没有睡着,有一天我就说,婶子,我们聊会儿天吧。她第一句话就是:自从宝儿死之后,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。宝儿是谁?是她的大儿子。他在家跟着奶奶生活,2001年夏天,在河里淹死了。我在《中国在梁庄》中写了这个故事。去青岛的那几天,我一直没有提宝儿,我们都没提,但是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她张开而出,就好像就在她嘴边,她一直等人来问,她一直想诉说,但没有人问她。

我和我的堂婶之间,有关联,又没有关联。有关联,是因为我们同是梁庄人。没有关联,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不同。如果不是我写梁庄,如果不是我走进他们的生活,我真的不认识她。我们有否想到,我的堂婶,其实,和坐在下面的大多数人都是同一代人?老实说,我没有想到。还是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,我才突然意识到:她和我们,是同一代人。

前几天和一个记者聊天,他1992年出生,他说他和他周边的朋友们聊天,感觉农村离他们很远,也因此不太会关注这样的书写和这样的生活。当时,我本能地回答,我们是一个有八亿农民的国度啊,即使到了今年,据国家统计局统计,农村户口仍有将近六亿人。我突然意识到,在他的社交圈里,已经几乎没有农村出来的,尤其是贫穷地区农村出来的孩子。那些孩子们很少能考上好的大学从事好的职业,他们没有上升通道,因此,也无法成为城市的中等阶层,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。看似乡村今天也拥有了手机,能够迅速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资讯,甚至拥有了快手这样表达自己的平台,但是,他们仍然不为人所知。这是因为,世界来到了他们面前,而他们却并没有站在世界面前。阶层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,严重到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

那些农村出生的90后年轻人,也没有能够成为那位90后记者的同代人。

梁鸿

为什么?

再重新回到2012年。我为什么痛哭?不是因为你书写了别人的生活就一定要背负这一生活,而是因为,我始终不愿意承认,我面对的是如此真切的遗忘。那广阔而又艰辛的生活,那坚韧而又痛苦的劳动,每一个人就在我们时代的内部,可所有人遗忘了他们。断裂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,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之中,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,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。

就像我的婶子,她的痛苦只是被作为农民工问题来表述,她的爱和倾诉也被作为一个农民工问题衍生出的问题而对待,无法拥有独立的价值。

就像梁光正,这里我指的是我真实的父亲。他一直不认命,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当作一个人,而不是作为一个农民来看待。我想,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穿白衬衫的隐秘心理。在他内心深处,他希望把自己纳入到一个更宽广的存在。只有理解了这一点,才能理解他的种种荒诞与可悲可笑。

当我们站在这里,诉说我们的痛与爱时,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自己,它几乎成为一种权力,因为话语本身就是权力,拥有话语权就是拥有权力。我们没有把我堂婶的痛与爱也放进去,没有把梁光正的痛与爱放进去,我们的灯光如此明亮灿烂,我们的语言如此华美高雅,而我的堂婶,住在一座散发着发霉味道的老旧房屋里,日复一日做着单调的工作。她的语言粗糙俗气。她说她的儿子要死了,她看见黑压压的蚊子落满蚊帐,她说火车上人太多她不想活了,她每天紧紧抱着她的小儿子,像抱着一个珍宝,她害怕再次失去。

这样来讲,并不是说一定要心怀内疚,连自己生活中的愉悦、舒适都不能享有。不是这样。每个人有权力拥有个人的幸福,有权力享受生活中的“小确幸”。这些毫无问题。我只是想说,我们要警惕这些小确幸,警惕所使用的日常词语,要在观念层面要有所意识。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,高低和优劣。在我们的文化内部,生命本身并不被认为有多大价值,你的价值被依附在你成功与否你挣钱多少上。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低的时候。你就不被认真对待,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。这一观念里面包含一个冷的内核,即我们对人、对人自身是冷漠的。这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非常大的负面的因子,也是我们很多大的行动的依据。更进一步来讲,为什么一个农民,一个收垃圾的,一个保洁阿姨,一个保安,他们不能过很有尊严的生活?因为这些劳动被认为价值不高,它被分了三六九等,并依此进行相应的管理。在这样一种文化思维和政治思维下,每个人都面临着被分门别类、高低优劣的危险。换句话说,我们的“小确幸”并非就是确定的,它被包裹在整个社会形式之中,随着社会形式的变动,也面临着随时被拿走的危险。

实际上,“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,他在没有任何附加价值的情况下,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,人们不能漠视他的存在。”“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,不应该依附于任何外在的社会价值”,哪怕他是一个小偷,一个流浪汉,或者是一个痴呆的人,都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,拥有同样的权力和价值。

我们在一个共同的场域,面临着共同的失去,承受着同样的压力,但是,却相互遗忘。这才是最为深切的痛与爱。我们是如此担心失去,因为失去太容易。失去的范围太过宽阔,再高超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出边界,你连房间里的物品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收拾,你连基本的居住仅都不能获得,一场大火所产生的结果不是更细致的检察,却是一刀切的大规模的驱逐。因为,生命本身不被尊重。

作为青年,作为正处在生命最强健时期的一位生活者,你该如何面对自我,如何辨析自我,如何在最常识性的话语和表述里面发现漏洞,这是我们现在最为迫切的任务。苏格拉底说过,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,也不是真正的生活。我想套用这句话,未经省察的痛与爱也不是真正的痛与爱。

我的堂婶,她叫朱桂丽,今年43岁,她已经回到梁庄老家,她也应该是我们“这一代”,她的痛也应该是我们的痛之一,她的爱也应该是我们的爱之一。愿我们每个人拥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。谢谢。

冯婧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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